左旋
虞、夏之书，不若后世史家立有定体，二帝必厘为两纪。若不着《舜典》，嫌于抹摋舜代也。《禹谟》以下，皆夏之史臣所记，故《左传》所引谓之《夏书》，而无《虞书》之目。
古文之取信于人，以他书所引具见其中也。然参考而其伪转着。黄黎洲摘“凡我造邦”五句，《国语》称文武之教，古文则在《汤诰》；《左传》引《夏书》“辰不集于房”为日食正阳之月之证，古文乃在季秋月朔，明是误袭。予观《禹谟》、《泰誓》罅漏尤多，请疏之：析《论语》“尧曰”一节作三处揷入，以符合于“舜亦以命禹”；“舜往于田”七句，孟子两处分引，今总见于征苗；益赞苗民逆命，忽言及帝之家庭，已觉不伦，谓父顽难于感格，有若神明，神明尚可以诚感，何有于苗顽？
是苗顽犹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难化甚于苗民也，语病岂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词排义复，几似九锡文誉臣语。“官占”云云，一两言可竟，乃如此稠疉。誓师云云，通套常谈尔。《泰誓》“受有臣亿万”云云，与“受有亿兆夷人”云云，一义而再见。既曰“戎商必克”，又曰“受克予”，曰“宁执非敌”。临敌誓师，岂宜口持两端？尤可怪者，孟子引“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文从而义顺，请以古文较其句读，岂成文义耶？
“今朕必往”，一摹《汤诰》之语。“乃汝世雠”，罔顾六七作之贤圣君。此皆可疑者，口相传以熟，不加详察尔。前儒之议古文，在文词之难易，格制之平弱，未及于义理。苟义理无疵，如《虺诰》、《说命》、《旅獒》、《周官》等篇，何必以不类伏、鼌口传而疑之哉？
古文有熟用句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词调一律。譬喻疉出，《说命》最多，若金、若济巨川、若岁大旱、若药、若跣、若作酒醴、若作和羹，凡七见。用“惟”字文法，“惟天聪明”以下凡八见。此皆文词之可疑者。自此以外，至其精微之义，危微精一，《禹谟》之言心也；上帝降衷，《汤诰》之言性也；逊志时敏，《说命》之言学也；
协于克一，《伊训》之言理也，皆纯粹以精，非秦汉以下人能道，但觉有经生气味耳。
《汤誓》数桀之恶无多语，其曰“夏罪其如台”，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时亳众尚有不愿往者。意者纣罪浮于桀，而桀无道未若纣之甚。然则汤有惭徳，而武之于汤，信有光矣乎？予曰：固也。然汤以自歉惭徳之心，数桀之恶，必有难出诸口者，故《汤诰》一篇，其声光远不逮武王之壮盛。更六百余年而风会不同，圣王之气象亦谨与肆不同，读者所当于言外领之。
事之传乎异说，义皆可从，而莫适谁主者，以其人其地揆而度之而已矣。管蔡流言之事，谓周公避位居东者，譛言则退，待罪私室，敬俟明主之察，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谓致辟东征者，主幼国疑，创业日浅，安危存亡变系呼吸，身受新陟王之托，则宗社重而一已之名义犹轻，利害更不足计矣。是贵戚臣公忠体国之极致，非圣人不能尽也。异姓大臣而行贵戚臣与国为体之事，则悍且犯。以叔父托孤而仅仅守异姓大臣事君之常法，急全一已之名义，奉身而退，不顾孺子孤立于上，不计身去而后来事何所底止，是岂圣人之行乎？
且所贵乎圣人者，能行人所不能行之事也。如圣人而仅异于不知利害、不顾名义、贪冒恋位者之所为，则亦无所见圣人矣。此吾以其人其地揆之，而断“弗辟”即“致辟”，“居东”即“东征”，为得其实也。
成王谓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唯我后之徳。’”韩退之以为此大臣宰相之事。予曰：成王于是失言矣。人臣让善于君，谊固当然，特不宜出自君之口也。君而明以诏臣下，是导谀也，是与下争名也。美既攘之，失必诿之。臣下窥上意旨，皆将盖失数美，凡刑赏予夺之先付廷议者，将曲留余地，故为出入重轻，以待恩威一归于上，此势所必至也。圣王以荡平正直之道御天下，何用启此周旋瞻顾之风哉？
虽然，君臣之际难言，非一日矣。不密有失身之戒，造辟言而诡辞出，露章易为封事，谏草避人而焚之，畏谨之甚，温室树且不言。虽复明良相遇，亦有出于不得不然者，不可以太上之事望于后代也。
武王伐殷，有纣之恶迹可数。至于武庚之叛，国亡父僇，情理皆可原悯，实无罪之可声，况有骨肉至亲启衅乎？骨肉之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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