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概置不用，固是其谨慎处，亦是其师心自用处。
诗之体格，古今不同；作诗之故，亦古今不同。后代之诗，如画家写意，多是空设，吟弄景物，感懐境遇而已。古之诗，如图画古事人物，多有实迹可按。又古时君民朝野，不若后代之阔絶，指陈时事，讥切宫闱，不若后代之忌讳。朱子以后代诗人之习，上观三百篇，故于《小序》觉其迂阔牵强而难信也。自《朱传》出，而诗道为之中变矣。
卫诗分属〈比阝〉、墉，若以为采诗所得之地，民俗歌謡则可。宫壸之作，如《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柏舟》，曷为而或系〈比阝〉，或系墉乎？卫女嫁于诸侯之作，曷为而《泉水》在〈比阝〉，《载驰》在墉，《竹竿》、《河广》在卫乎？又何为庄姜诸诗在〈比阝〉，《硕人》闵庄姜又在卫，而宣姜淫乱诸诗専在卫乎？求之不得其解，不若依季札观乐，工歌总谓之〈比阝〉、墉、卫也。同是咏宣王功伐，《六月》、《采芑》在《小雅》，《江汉》、《常武》在《大雅》也。
毛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何分于大小乎？《宾之初筵》、《抑》，皆卫武公刺时之诗，序以为《宾筵》属幽王，《抑》属厉王，此亦何分政之大小，而一在《小雅》，一在《大雅》乎？惟《周颂》之体与《风》、《雅》全别，但有赋无比兴，且间有无韵者。
删《诗》之说，自汉儒我以为逸则有之，删则否也。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岂有据其一手自定之书，而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若出于现成公共行世已久者然？郑渔仲専以声论诗，谓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深斥以义理说《诗》之非。如其说，则《诗》即是乐，圣人何以云“兴于《诗》，成于乐”，作两段说？而教小子学《诗》，全属义理乎？可见其持论之偏矣。
二《雅》咏宣王中兴，事迹甚伟。《国语》偏载败绩姜戎，丧师南国，子晋述先王贪天祸者，厉、宣、幽、平同称，何也？意者宣王勤始而怠终，《庭燎》三章，美而箴之。其进鋭者其退速，诗人先见其微，故以下至《我行其野》，皆属刺诗。
情实不足，益张大于文辞，故文辞壮盛，正功烈之卑末也。鲁僖公从齐桓伐戎、伐徐、伐楚，皆因人为牛后耳。齐桓甫没，即南向奉楚，“惩荆”之义安在？又鲁之僣礼，至僖公始着，禘太庙，致夫人，四卜郊，不从，犹三望。诗所谓“令妻”，即会齐侯于阳榖、于卞之姜氏也；所谓“寿母”，即僣号小君之成风也。皆极其颂美，铿鋐炳耀，荡人耳目。回视《周颂》之简肃，其气体悬絶何如哉？文章夸饰，昉于《鲁颂·閟宫》，上从姜嫄说起，开装头帽子之格。
○春秋
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夫掲其纲要，大义几条，足以持世立教而已。其余则杜元凯云：“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岂必言言有褒贬予夺，游夏不能赞一词乎？传家自起凡例，而援经以合吾之例，例有不合，则又谓之变例，故旨不胜其多。韩文公称卢仝“《春秋》三传束髙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实是旷代卓识。但《公羊》、《谷梁》可束置，《左氏传》不可。事备于《左传》，非《左传》则后之视经文也茫如。
经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经因左而惑者十亦二三。如经书“许世子弑君”，而左氏以为不尝药；经不书“楚子麇”、“郑伯髠顽”、“齐侯阳生”之被弑，而左氏以为实弑。若信传而疑经，则圣人书法其不厌于人心也实甚。“不尝药”而书“弑”，虽酷吏舞文不至此；“以疾赴”即不书“弑”，是党庇乱贼，而何足以惧乱贼？如此类，惟有信经不信传，差为可通耳。
左氏于隠公初年，特标“不书”之义，或以“不告”不书，或以“不为灾”不书，或以“公弗临”、“改塟”故不书，他邦会塟者以“不见公”故不书。如此类，不知是左氏曾见鲁史旧文皆书，而孔子削而不书耶？抑旧史本不书，左氏别有所据以知之耶？“不告不书”之例，后儒多援以说《春秋》。大事如天王崩，庄、僖、顷皆不书，鲁史所无，而夫子仍之，以着慢也。王室三遭母弟之难，首缺子颓。晋重耳勤王，杀太叔，大事也，不见于经。“不告不书”之说，似信矣。
然所书又有不似从告者，如“郑弃其师”，岂郑之告文乎？梁既亡矣，谁告“梁亡”者乎？陈既亡矣，谁告“陈灾”者乎？谓书法皆从告文，日则日，月则月，名则名，字则字，侯伯则侯伯，子男则子男，人则人，一从旧史之文，圣人无黜陟去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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