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持此见以省支离破碎之烦则得矣，但不免乎直抄鲁史之疑。元吴渊颕祖朱子之论，谓“诗无美刺，《春秋》无褒贬”，是说也，尽脱从前臼窠。“诗无美刺”，朱子既用以作《诗传》矣；至于“《春秋》无褒贬”，据实直书而善恶自见，大义自明，此则固然。然亦有不可一概而论者，如晋文实召王，而经以自狩为文；襄二十七年会于宋，昭元年会于虢，楚实先晋，而经书晋先楚；鲁之夫人成风、敬嬴、定姒、齐归，其实妾也，而书法止据当时称崇之实；
为内讳而君不书弑，致《明堂位》篇有“君臣未尝相弑”之讹，所谓婉而成章，曲而有直体者也。若一概据实直书，良史氏亦能之，蔑以见圣作之权衡矣。
史家记事体，止书春正月而已，增一“王”字，而大一统、改正朔之义昭然，此必特笔也。天子称“王”，因吴、楚、徐僣王，故加“天”字以临之，此必特笔也。“薨”鲁君，而遍“卒”他邦之君。或云诸侯谦降，以“卒”赴，鲁史从其赴，未必然也。如楚之汰侈，宁肯谦退者？若来赴以“薨”，鲁史必不敢降而书“卒”，此必特笔也。鲁不会其塟，则不书塟；公虽在楚，而不书“塟楚某”，盖书“公”则楚无公称，书“王”则名义不顺，其辞穷，圣人内断于心而削之也。
谓圣人随处有笔削，则不胜其扰；谓圣人全无笔削，亦贪安静而懒用心之计，于经义不免当面错过，但不宜求之太过耳。
鲁女之见于经者十二人，莫贤于宋伯姬，莫可悯于纪叔姬。女，系号于所适之国；无所系者，未嫁女也。未嫁而录其卒，已许嫁也。妾，系于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系于子，僖公成风是也。
桓三、四、五、六、七、八、九年正月不书“王”，十年一书“王正月”，十一年至十七年又无“王”，十八年公薨，又一书“王”。胡传主讨篡弑而曲为之说，圣人既系正于王以定一尊，忽以一诸侯之故而旋黜之、旋复之、旋又黜之，有同儿戏，必无是理。不若“周不颁歴”之说为平允。
治《春秋》者，尊圣人太过，索圣人之意太深，至于苛密烦扰，彼此义例自相乖刺，而经旨愈益茫昧。粗举一二：如开卷“元年春王正月”，鲁史奉周正朔，纪事之常规，有何深义？而谓《春秋》谨五始之要。董子治《公羊》，以“正次王，王次春”为对策论端，假使冠“王”于“春”上，虽初学亦知其不顺也。后来“夏时冠周月”、“改正不改时”之辨，益纷纷矣。庄元年“夫人孙于齐”，上甫书“公与夫人姜氏如齐”，故不复着“姜氏”，省文也。
闵二年“夫人姜氏孙于邾”，去庄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已旷隔矣，不得不着“姜氏”。说者谓“杀夫罪重，故去姓；杀子罪轻，故不去姓”，此何理也？僖二年书“冬十月不雨”，三年书“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逐月分书，此必不雨者竟月、踰月，非全无雨也。文二年书“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必中间絶不曾雨，故总书之也。此亦措辞之常。说者遂有僖公勤雨而文不忧雨之别矣。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日“六鹢退飞过宋都”。
假使倒易其文为“陨五石于宋”，或云“宋陨五石”，“鹢退飞过宋都六”，便不稳顺。圣人之笔，亦明简而已矣，非有意参差其辞以寓义也。说者巧为先数后数、目治耳治之别，赞叹为圣人性命之文，果其然乎？孔颕达讥刘焯释《尚书》“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盖是治经之通病，而《春秋》家尤甚。凡若此类，但可资为谈助，以为得圣人之意，则未也。
弟为兄后，异姓乱宗，二者皆见于《春秋》传，其说皆未必然也。成十五年三月“仲婴齐卒”，《左》无传。《公羊》谓婴齐为兄归父后，为人后者为之子，是以不称“公孙”，曰“仲”者，孙以王父字为氏，婴齐既后兄而为之子，则仲遂是其王父，故氏“仲”也。据此，则婴齐祢其兄而祖其父，乱昭穆之伦甚矣，不如《谷梁》之义为长，曰：“此公孙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疎之也。”盖婴齐自后仲遂而称“仲”耳。又按：同时有叔肸之子声伯，亦名婴齐，经既书为“公孙婴齐”，则此仲遂之子，乌得不异其文？
《公羊》援“孙以王父字为氏”之例，启后来以弟为子之失，非事实也。襄六年“莒人灭鄫”，《左传》云“鄫恃赂也”，谓恃有贡赋之赂在鲁而慢莒，故莒灭之。按鄫近鲁境，襄四年，公请于晋而属鄫，是年邾、莒伐鄫，鲁救之，败于狐骀，既而以属鄫为不利，仍使鄫大夫聴命于会。及鄫灭，而晋人来讨，曰“何故亡鄫”？事之本末章章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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