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
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
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
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共微辞隐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视见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
又曰，杜预每到不通处，不云传误云经误可怪，是何识见，锡瑞案春秋始误于杜预，而极谬于刘知几，当以宋五子之说正之，其说与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为汉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非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旨乎，曰功过不相掩，非即善善从长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旨乎，
引行夏之时四语为证，非即损益四代，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旨乎，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岂得如杜预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岂得如杜预云孔子多钞鲁史旧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说，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意，而史记以鲁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传旨之外，则邱明不得口受，不当如刘歆轻口说而重传记矣，曰，三家皆非亲见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亲见孔子，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
古无明文，不必如刘歆云邱明亲见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亲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尤道尽杜预以后诸儒之陋见谬解，春秋经世，庄子尝言之矣，其义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此义，其高者以为惩恶劝善，仅同良史直书，其下者以为录旧增新，不过钞胥校对，其失由于专据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为后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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