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孔传释“伯禹”谓“禹代鲧为崇伯”；而《世纪》则云“尧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孔传释《吕刑》云“吕侯为天子司宼”；而《世纪》则云“吕侯为相”。所述多不相符。窃疑谧亦未见孔氏古文者也。然则増多十六篇，自汉迄西晋，蔑有见者。一旦东晋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诏所作之传，学者有不踊跃称快者乎？于焉诸儒或说大义，或成义疏，或释音义，越唐及汴宋，莫敢轻加拟议。南渡以来，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说者，吴棫、赵汝谈、陈振孙诸家，犹未甚也。
迨元之吴澄，明之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攻之不遗余力矣。盖自徐邈注《尚书逸篇》三卷，晋人因而缀辑，若拾遗秉、滞穂以作饭，集雉头、狐腋以为裘，于大义无乖，而遗言足取，似可以无攻也。论其大畧，传文之可疑者：安国尝注《论语》矣，《尧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若此。而传以释《汤诰》，在克夏之后。“虽有周亲”二句，注云“亲而不贤，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
”而传则云“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传注出自一人之手，而异其辞，何与？《史记·殷本纪》：殷之太师、少师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纪》：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数谏纣，纣弗听，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去，遂行。则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师”、“少师”，自有其人。史迁受书于安国，其说必本于安国也。乃今孔传云：“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
”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师若系箕子，殷人尚质，其语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称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书“太师疵”、“少师强”姓名，流传有自，而伪托孔传者不知也。至于《贿肃慎之命》，注云“东海驹骊、扶余、馯貃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书·王会篇》，北有稷慎，东则濊良而已。此时未必即有驹骊、扶余之名。且驹骊主朱蒙，以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号，载《东国史畧》。安国承诏作书传时，恐驹骊、扶余尚未通于上国，况武王克商之日乎？
序文之可疑者：《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辞易穷，分之无可分也；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无稽勿听，刺之无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岣嵝禹碑，竒古难识。其诸坛山石、岐阳猎碣，以及夏、殷、周鼎、钟、鬴、鬲、敦、卣、盘、匜之属，并不作科斗文。何独孔壁所藏书用之？殆不过张皇其辞，以斯惑后世焉尔。又言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此金华王柏所云：“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者。
”已且如司马氏问故于安国，载入《史记》诸篇，字句多别。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与伏生所授无异辞。则作序者初不见孔壁古文，仅増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汉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恱《汉纪》、颜师古注《汉书》，増多祇十六篇。而安国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若是，则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记·孔子世家》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卒。”又云：“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
”是安国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蛊事发，乃征和二年，距安国之没，当已久矣。《汉纪·孝成帝三年》：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于古文《尚书》云：“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则知安国已没，而其家献之。《汉书》、《文选》锓本流传，偶脱去“家”字尔。若班氏云“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学官之故。而序言“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乃出自安国口中，不亦刺谬甚乎？自髙斋十学士登之《文选》，后之学者遂不敢非。
是不可以不辨。（《曝书亭集》）
古文尚书杂见
《遯斋闲览》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杀令尹子辛。”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乎不刑。因举《虞书》“成允成功”为证。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传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此皆《大禹谟》之文。杜预注云“逸书”也。是未尝读古文《尚书》耳。仆谓当是之时，古文《尚书》未出，而预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国语》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韦昭注皆曰：“今书无此文，其散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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