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下言“罪人斯得”，又似“致辟”而得其渠魁。又《蔡仲之命》本序云：“惟周公位冡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于管叔，囚蔡叔，降霍叔。”则分明流言之后，即有“致辟”之事。蔡传言：流言后，周公避居东，为诗贻王。成王既悟，迎周公归。三叔惧，挟武庚以叛。周公始请命成王，东征，徃还又自三年。此乃蔡传臆说，以文避居之旨。考之经文，殊不然也。又以《诗》考之，《狼跋》言“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又似有避居之事。观《鸱鸮》之诗，其志切，其怀哀，多是已诛管、蔡后作。
《史记》记载既不可考，《诗》、《书》之文只如此，未免诸儒议论不决。然以一时事理推之，恐“致辟”之说为长，“避居”之说恐不然也。何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商徳之在人心旧矣。一旦殷民苦纣之虐，懐周之仁，故殷亡而周兴。然革命之后，殷民汹汹未已，向微周公继之，未易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冡宰，正百工，虽未践天子之位，而实摄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语侵成王、周公，此诚国家重事。
周公不即遏絶祸萌，而乃避嫌疑，退居散地，万一三叔乗殷民之未靖，挟武庚以叛，设或张皇，则天下安危之寄，宁忍优游坐视，而托之他人乎？恐一时事理，亦有不然者。为避居之说者，议曰：“三叔方流言，周公岂宜遽兴兵以诛之？成王方疑周公，若请命成王，未必见从；若不请而自行，亦非所以为周公矣。”此等议论，在君臣、兄弟之大伦而言，则甚正大。若以一时事理而推，则有待不辨者。何也？成王幼，天下安危之寄，皆系于周公。周公亦以身任之而不疑，上自成王，下及公卿百执事，惟周公之言是训是行。
凡国家所系轻重缓急，有当行者，则必请命于成王，而成王必见从，岂有违拂之理？况流言之祸，所系尤重，周公尤不当有所避嫌而次且也。若伊尹之于太甲，百官总已以听于冡宰，则伊尹亦摄行天子之事也。再三训太甲而未变，则曰：“予弗狎于弗顺。”营桐宫而置太甲，非放而何？或者亦议曰：“桐宫既营，而太甲不肯行，则伊尹当若何？”此亦与议周公“致辟管叔，请命成王未必见从”之意同，殊未合一时事理也。盖太甲、成王之时，天下之大权，皆属伊、周。
使伊、周之心，欲行莽、操之行，则岂太甲、成王之所能制？惟其所行之事，以迹而论，似若擅天子之权；以心而推，正所以忠爱太甲、成王之至。此乃圣人之所为，避嫌有不足论者。不如此，何以为伊、周？且谓之为“任”也。且如放太甲、诛管蔡，伊、周今日，尽其在已之诚而行之。及至事寜之后，还政复辟之时，伊、周不害其为师傅之尊，而君臣大节，凛然无一毫玷缺，亦何嫌之足避，何疑之可释哉？又如武王克商，牧野之师，一朝而清明。周公举六师之众，埽除区区之武庚，何至二年乃“罪人斯得”？
盖发难之原，事由三叔。周公举兵东征，亦惟镇靖东土，以安反仄为急。至于武庚，新造之邦，岂有拒敌之理？又况事连三叔，乃人伦之变，实周室之不幸，固不容逼之以兵。直以文告之辞，讯问情实，名为伐叛，实则鞫囚。缓而不逼，务在得实，然后加刑。当时事体，自合如此。是以动涉年月，然后随其罪之轻重以致罚。杀武庚，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不僭不滥，罪及四人而已。所谓“二年”，亦举大约而言，见东征在是年，而“罪人斯得”则明年也。
若是，则东征之时，谓之“居东”自是实语。及罪已定，而周公痛心于管、蔡之刑，而惭徳之懐，戚戚然终未能恝然遽释于衷，于是作诗以贻王，以述其悲痛之情。王亦“未敢诮公”。“诮”，让也。人有不足于其人之所为，辄以语侵之，谓之“让”。详味此一语，可见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为人小心慎宻，勤劳王家，成王敬事周公，惟其言是训是行，曷敢有违？但管、蔡之诛，周公之身，正涉嫌疑之地，成王之资，困而知之者也，未免有芥蒂之疑。然至贻诗之时，终不敢形于辞色而诮公也。
以此推之，可见东征必请命于王，王必见从无疑也。及至感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成王始大感悟，昌言责已，而昔日纎芥之嫌，固有不足论者。《书》文始末若此，语脉自可推寻。愚故曰：“辟”字作“致辟”说，于一时事理为长者，此也。虽然，“辟”字虽主“致辟”之说，而朱子与仲黙手书一段议论，实光明正大之论。乃天地常经，君臣大义，所以存天下之大防，杜万世之口实，自当为一编，不可废也。（《五经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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