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必能杀客以谢儒生。而盾不然也。然则灵公之弑，盾固已知之者，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欧阳氏谓经书“盾杀”，则必盾实弑其君，而无与穿事。则又不然。从来操、莽行弑，并无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杀人者死，尚有“造意”、“知情”与“如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难令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后可称为杀人也。如谓祇书“盾弑”，并不及“穿”，则此经所书，将必待传发而事始明。万一无传，不几“曾参”直杀人而“盗跖”可掉臂？
则又全不知《春秋》者。《春秋》有“简书”，有“策书”，子既已言之屡矣。孔子所修者，“简书”也；左氏之所修者，则“策书”也。“简”者，书其目；而“策书”，则详记其事。故宁殖逐君，经文所无，而殖曰“吾名在诸侯之策”，则以“策书”之必载也。岂有“策书”既载，而尚虞“简书”之有漏者？然则是传云孔子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此“策书”乎？曰：此非“策书”。何言之？曰：晋史为此“策书”时，孔子尚未生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记之？
此实左氏当时慑强赵之名，疏盾功徳，因妄为此言。而实则犹有义者。孔子不又曰“惜也，越境乃免乎？”“越境”者，正欲其不反也，谓反则必讨贼也。然则鉏麑之死，灵辄之报，提弥眀之忠，盾得人矣，得人非贤乎？曰：据此，则盾真弑君之贼，有意为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乱贼，半属“守礼以要誉”，假“行恵以结人心”，策书所载，比比而是。试即以迩年“策书”证之。公子商人之弑齐君也，传云：“商人骤施于国，尽其家不足，贷于公有司以继之。
”宋公子鲍之弑其君杵臼也，传云：“鲍礼于国人，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国之才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夫然后一出，而众皆归之。今晋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术也，陈完之移国，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是赵氏分晋，实始于盾。尚何弑与不弑之有？（《毛氏传》）
作丘甲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所谓“丘甲”者，惟杜氏与胡氏传所说为详。谓长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赋。今使丘出之，是杜氏说也。谓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积四丘始具一乘，今始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是胡氏说也。按周制：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毎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其数计之，一丘凡十六井，得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凡六十四井，得五百一十二家。以一甸所出，均之四丘，则是每丘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头，甲士则一人不足，戎马则一匹有奇也。
如杜所说，窃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家不及数口，而老幼羸弱妇女半之，顾欲使出兵车一乘，其数太多，而其増赋亦太骤。故先儒以胡氏说为允。胡氏依《司马法》立说，盖旧制四丘出三甲，三甲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为百人，是一丘加二人，当出士卒二十五人也。但未知戎马、兵车之赋，并増与否？故曰“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増一甲乎？”是胡氏之说长也。（《尧峯文钞》）
作丘甲
“丘甲”不可解，在诸书俱无眀文。惟杜氏引《周礼》并《司马法》作解，似乎可据。然犹有未合者。据《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则丘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马法》则云：四邑为丘，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备具，谓之“乘马之法”。今鲁以用兵之法，增益兵赋，以一甸所赋之车，责之一丘，故曰“丘甲”。则无论国家増赋，必正多加少，若以四丘之车而责之一丘，则四倍加赋，定无是理。
乃即《司马法》，而《周礼·小司徒》注所引，与此不同。彼以百井为成，成出革车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其出车之井，与甲士、徒卒数俱不合。且此《司马法》者非他，即齐景公时司马田穰苴所著书也。穰苴变齐法，改管仲内政，并非周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间，成公此时尚未有此法也。况“出车”与“出甲”截然不同。古赋车之法不传，其散见诸书者，大抵乡遂赋人，都鄙赋车，而甲楯诸器，则皆官制而官给之。如《周礼》“司甲”、“司兵”，当出军时，皆颁自司马，名曰“授兵”；
及其还军，则仍收之官，名曰“受兵输”。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则是车是车，甲是甲。《春秋》凡出车，名曰“赋车”。成二年传“羣臣赋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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