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魔变发端有「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庄严我当今皇帝贵位，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愿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合宅小娘子郎君贵位。
」伦敦斯三四九一破魔变文卷子此下有「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都僧统和尚，伏愿长承帝泽，为灌顶之国师，永镇台阶，赞明王于理化，」正与伯二一八七号破魔变尾一行半题字完全相同；可见此一行半文字是愿荣漏去，补抄在题尾后面的。总之，这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属于破魔变文的，绝对和四兽因缘无关。讲破魔变文的和尚赞颂庄严了皇帝、府主、国母、小娘子郎君之后，又赞颂庄严僧官都僧统。
因为讲经变文流行之后，深入政府民间，不仅用来宣传教义，也用来祈福禳灾。例如敦煌变文集第五编载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来一篇在皇宫里祝寿的讲经变文。后唐明宗李亶，生于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长兴四年，他六十七岁的寿辰，请和尚在中兴殿讲仁王护法经。
和尚讲经时颂圣也说：「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皇后……淑妃，」还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与史实相合。可见是当时祝寿讲经文的底本。和尚讲经，同时颂圣，这是事实，但却与四兽因缘那篇变文无关。
以上所举，不过略陈大端。还有许多极难校正的错误，不但没有机会阅读原卷的学者，无法判断；即使看过原卷的学者，也不易发觉它的错误。最大的原因，是变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时的写本。钞写的文字讹俗满纸，但是讹俗之中，又自有它的习惯，自有它的条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张，便会陷于错误之中而不自觉。
例如精研甲骨钟鼎石刻以及敦煌写本的罗振玉先生，他在「跋龙龛手鉴」中说：「考□字从外生，肊断其文，当是甥字别体，此注音外，疑未必然。」他没有留意伍子胥变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两个□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两个□甥」，□、□都是外的俗写，因与甥连文，偏旁或连类加男作「□」，或加生作「□」，龙龛手鉴音外是对的，罗氏肊断却错了。所以校录敦煌变文写本，最难克服的便是文字障。
简括说来，有字形无定之障，有偏旁无定之障，有繁简无定之障，有行草无定之障，有通假无定之障，有标点无定之障（说详拙著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这许许多多的障碍，使得历来校录敦煌写本的学者，如罗振玉、胡适、向达、王重民诸先生等，凭他们卓越的学问智识，单作抄写誊录的基本工作，还是免不了发生相当繁多而且严重的错误，这便是我不得不耗费五六年的时间，仆仆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披校卷子十余过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日本学者在会中提到王重民等编纂的敦煌变文集，特别加以推崇。有些法国、日本、和我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知道我曾作校订变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今年夏季，应日本九州岛大学文学部的邀请，作有关敦煌学的演讲，许多学者也殷殷以新校变文集出版之期相询。由于敦煌写本的复杂纷歧，字体的变异讹滥，无法倩人代抄；几十万字的清稿，只能亲手缮写。
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结束，才将初稿完成，交付排印。全书的体例，另见例言，简单的说，是以敦煌变文集七十八种变文为底本。变文集有错误的，加以订正，有漏脱的，加以补充。变文集的校记也全部保留，只是将错误的改正，缺少的增加。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规案」二字，以资区别。虽然新校的分量相当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只加「新书」二字，定名为「敦煌变文集新书」。新书以旧书为基础，旧书也包含在新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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