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增添旧书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个人的新说法。新旧同时陈列，读者展卷了然。新旧材料的异同，自可明察；新旧说法的是非，自易判断。这样的做法，对于学人研究和参考，相信会有不少的方便和收获。我往年对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韵辑作了一番校订的工夫，更名为新编。在序文中写下了一段恳诚的话，说：
这部书定名为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方面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书是姜书的延续。中国学术典籍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结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我们都只是为它服务的工作人员，但我们都对它有崇高亲切的敬爱。我们希望一个接一个的贡献心力为它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我指正姜书的错误，补充姜书的遗漏，但是列宁格勒藏有一万二千号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没有韵书残卷，也许还有其它未知或未发现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为它继续不断的服务。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书能有一分参考的价值，而得到为它服务的人的指正和补充。
我又继续披肝沥胆的说：
我们根据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学说；如果根据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论出来的新学说，自然也不正确了。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纔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学说，纔能产生正确的新学说。我整理这部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目的便是在继续前辈学者的努力，寻回失落在海外的学术新材料，正确的呈献给学术界人士，作为发明新学说的可靠的根据。
我希望从事学术的朋友，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不断的予以指正和修订，使我们获得的新材料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正确，我们不分先后，不分彼此，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读者只需把上面说的话，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几个字，换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我虽然尽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订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目连变文，和列宁格勒藏的变文双恩记，但是我仍不敢也不愿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大胆的说：「这是最后最大的一次整理。」因为谁也不敢断言今后没有新材料出现，我们毋宁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现，继续补充，益臻完善。
我这部敦煌变文集新书，只不过为将来从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扫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现在新书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遗憾的，便是未能求正于法国华学大师戴密微先生。戴先生是研究变文文学的专家，平生酷爱中华学术文化，无畛域的偏见，抱弘扬的热忱。廿余年来，我频频往来巴黎伦敦披读敦煌写本，每有述作，先生辄为文推介于欧洲通报中。民国六十二年（公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届国际东方学会。会后，受聘担任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的教职，寄居巴黎大学城的东南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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