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爱护中国学术的共同心愿。
读者只需把上面说的话，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几个字，换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异。我虽然尽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订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目连变文，和列宁格勒藏的变文双恩记，但是我仍不敢也不愿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大胆的说：「这是最后最大的一次整理。」因为谁也不敢断言今后没有新材料出现，我们毋宁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现，继续补充，益臻完善。我这部敦煌变文集新书，只不过为将来从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扫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现在新书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遗憾的，便是未能求正于法国华学大师戴密微先生。戴先生是研究变文文学的专家，平生酷爱中华学术文化，无畛域的偏见，抱弘扬的热忱。廿余年来，我频频往来巴黎伦敦披读敦煌写本，每有述作，先生辄为文推介于欧洲通报中。民国六十二年（公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届国际东方学会。会后，受聘担任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的教职，寄居巴黎大学城的东南亚馆。次年三月，我践张晓峰先生之约返华冈任教。
启行前夕，先生携樽酒至东南亚馆作别，惆怅之色，见于眉宇。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书，谓拙著敦煌论述，蜚声士林，法兰西学士院已经通过了他的建议，以汉学茹连奖颁赠给我。并说明法兰西学士院，和我国中央研究院性质略同。又解释茹连奖是法国颁赠给国际有成就的汉学家的崇高荣誉奖，请我务必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事先没有半点透露，既无人向戴先生游扬说项，我也不曾写过一纸履历，更没有填过一份表格，这种无微不至的尊重读书人的礼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学术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风。
漂泊异邦，无求有惠，人非木石，岂能不兴知遇之感。其时戴先生和饶宗颐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为了对学术、对先生的回报，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变文。没料到前年国际敦煌学预定开会之际，先生竟溘然逝世。我蕴藏着的一番心愿，竟永远没有机会表达，直到今天，纔将此书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励，凭借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书对学术界能作出些微的贡献，那纔不致辜负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国七十一年五月于华冈
敦煌变文集新书叙例
敦煌变文集新书的编次，和敦煌变文集颇有不同。新书是根据变文的发展过程，和变文的形式与内容来排列的。早期的变文居前，孳生的变文置后。变文的形式和内容大约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讲唱佛经和佛家故事的，第二类是讲唱中国历史故事的。第一类又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按照佛经的经文，先作通俗的讲解，再用唱词重复解说一遍；第二种是讲说释迦牟尼太子出家成佛的故事；第三种是讲佛弟子和佛教的故事。后两种还是有说有唱。第二类也可分为三种，但不以故事内容分，而是按形式分的。
第一种有说有唱，第二种有说无唱或有唱无说，第三种是对话体。这一分类和分类的排列次序，正好反映了变文的发生、发展和转变为话本的全部过程，我在拙稿「敦煌变文新论」里曾举出这一串发生、发展和转变事实的论证，在此不再多说。王重民等编纂敦煌变文集，以讲唱历史故事的变文领前，以讲唱佛经的变文押后，这便看不出变文发展的先后流变。因此，敦煌变文集新书把讲唱佛经的变文改放在前面；而押座文又是讲经的先声，所以把押座文冠于全书之首。
押座文和讲经文中，新加入了列宁格勒藏的一篇押座文和双恩记、维摩碎金、维摩诘经讲经文、十吉祥讲经文四篇讲经变文，以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一篇盂兰盆经讲经文。此外，又增加了新发现的秋吟一本，和日本龙谷大学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一篇。其余各篇的次第，也按性质内容有所调整。至于敦煌变文集卷八所载搜神记与孝子传，虽然不是变文，但却保存了变文的原始材料，故仍旧附录于后。
经过调整编排，新书的次序：第一卷是押座文，凡九篇；第二卷是讲经变文，凡二十三篇；第三卷是讲释迦太子出家成佛故事的变文，凡十二篇。第四卷是讲佛弟子和佛教故事的变文，凡十二篇。第五卷是有说有唱的历史故事变文，凡九篇。第六卷是有说无唱或有唱无说的历史故事变文，凡十篇。第七卷是对话体的变文，凡八篇。尚有百鸟名一篇，颇似杂咏事物的唱辞，缀置在卷末。第八卷附录变文资料，凡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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