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
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
《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
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
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
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
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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