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
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讲义》曰：刺义勇有议。温公曰：『陕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赡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运粮戍边，恐重为民害。』韩公又曰：『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即唐府兵。收拾强悍，以养为兵，则良民可以保相聚之乐。』非求异也，亦同以国事为念耳。
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田，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有诏劾纯仁，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释不问，且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纯仁，仲淹子也。十二月丙午，翰林学士王畴为枢密副使。上尝谓辅臣曰：『畴善文章。』欧阳修曰：『其人亦劲正，但不为赫赫之名尔。』一旦晚御小殿，召畴草诏，因从容谈中外事，语移时。上喜曰：『卿清直好学，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
』不数日，遂有是命。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词头，言：『畴望轻资浅，在台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两府，而公辅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责授滁州团练副使，不签书本州事。内侍省押班王昭明为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李若愚为泾原路钤辖，令体量蕃情，治其诉讼公事，及有赏罚，则与其帅议，而大事即以闻。各许岁乘驿奏事。后数日，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寔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领鄜延。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于监军者。
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胜其害。况今钤辖寄重，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欲乞朝廷罢之。』御史傅尧俞、赵瞻皆有论列，讫不从。集贤校理宋敏求、直集贤院韩维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缺，中书进敏求及集贤校理杨绘。上问修起居注选何等人，中书对：『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绘第二人进士，今以次当补。』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诰，岂以次补?』乃命易绘。丁巳，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知东明县皮公弼权发遣度支判官事。
近岁，三司官以次迁而任不久，凡天下财利盈虚出入，虽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迁他职，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事其职。至是，中书奏：请择其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今命徽等，用新制也。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丁丑[4]，赐许、蔡州见钱钞十万贯，令和籴以救饥民。壬午，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陛下断自圣志，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
二月辛丑[5]，权发遣户部副使吕公著言：『今京畿诸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类多饥馑，民有饿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权罢。』从之。三司使、给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皇太后垂帘，外人稍稍言襄尝有异议。上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烦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琦等初尚剖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巳闻之。
』琦曰：『事出嗳昧。若虚实不明，乞更审察。』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众人传之，便以为实。』欧阳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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