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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16页
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因保李陵不降敌，而受腐刑，本为奇耻大辱，特以著书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其动机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部薛彭城，过梁楚。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
若夫作《史记》所有之背景，司马迁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遗文间出，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为作《史记》之背景矣。
迁之作《史记》，尝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故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时，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史记》一书，本杂采群书而成，于《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称《五帝系牒》 ，有《春秋历谱牒》 ，亦称《牒记》 ，有《秦记》 ，于楚汉之间事，则采陆贾《楚汉春秋》 。以上或见本书，或为班固所述。是则迁之修史，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则后人益难为力。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 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 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 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