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奉无恒之输。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济，以此为法，未之前闻。往者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三千二百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价计稍贵，数则不多。及乎颁给军装，计数而不计价，此所谓税入少而国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五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价既转贱，数则渐加，向之蚕织不殊，而所输尚欲过倍，此所谓供税多而人力不给者也。
今欲不甚改法，而精救灾害者，在乎约循典制，而以时变损益之。臣谓宜令所司，勘会诸州府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仍依庸调旧制，各随乡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税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税绢若干匹，其有纟绵杂货，亦随所出定名，勿更计钱，以为税数。如此，则土有常制，人有常输，众皆知上令之不迁，於是一其心而专其业。应出布麻者，则务於纺绩；供绵绢者，则事於蚕桑。日作月营，自然便习，各修家技，绵足供官。
无求人假手之劳，无贱鬻贵买之费，无暴徵急办之弊，无易常改作之烦。物甚贱而人之所出不加，物其贵而官之所入不减，是以家给而国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旧规，固非创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骋异端，妄行沮议。
臣请假为问答，以备讨论，陛下诚有意乎怜愍苍生，将务救恤，但垂听览，必有可行。议者若曰：“每岁经费所资，大抵皆纳钱数，若令以布帛为额，是命支计无凭。”答曰：“国初约法已来，常赋率由布帛输，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独当今则难支计。且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一也，军衣二也，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军衣固在於布帛，军食又限於地租其计钱为数者，独月俸资课而已。制禄唯不计钱，故三代以食人众寡为差，两汉以石数多少为秩。
盖以钱者官府之权货，禄者吏属之常资，以常徇权，则丰约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权为常，则轻重之柄不得专於国。故先王制禄以食，而平货以钱，然後国有权而家有节矣。况今馈饷方广，仓储未丰，尽复古规，或虑不足。若但据群官月俸之等，随百役资课之差，各依钱数少多，折为布帛定数，某官月给俸绢若干匹，某役月给资布若干端。所给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条例，便为恒制，更不计钱。物甚贱而官之所给不加，物甚贵而私之所禀不减，官私有准，何利如之。
生人大端，衣食为切，有职田以供食，有俸绢以供衣，从事之家，固足自给，以兹制事，谁曰不然。夫然，则国之用财，多是布帛，定以为赋，复何所伤。”议者曰：“吏禄军装，虽颁布粟，至於以时敛籴，用权物价重轻，是必须钱，於何取给？”答曰：“古之圣人，所以取山泽之蕴材，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与人共之者，盖为此也。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於钱之多少；
钱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於轻重之权。下困齐人，上亏利柄，今之所病，谅在於斯。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有粜盐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纳其资，苟消息合宜，则钱可收矣。钱可收，固可以敛轻为重；钱不乏，固可以散重为轻。弛张在官，何所不可，虑无所给，是未知方。”议者若曰：“自定两税以来，恒使计钱纳物，物价渐贱，所纳渐多，出给之时，又增虚估广求羡利，以赡库钱。
岁计月支，犹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纳以平，军国之资，无乃有阙？”答曰：“自天宝以後，师旅数起，法度消亡。肃宗拨滔天之灾，而急於功赏；先帝迈含垢之德，而缓於纠绳。由是用颇殷繁，俗亦靡弊，公赋巳重，别献继兴；别献既行，私赂竞长。诛求刻剥，日长月滋，积累以至於大历之间，所谓取之极甚者也。今既总收极甚之数，定为两税矣；所定别献之类，复在数外矣；间缘军用不给，巳尝加徵矣；近属折纳价钱，则又多获矣。比於大历极甚之数，殆将再益其倍焉。
复幸年谷屡丰，兵车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盖以事逐情生，费从事广，物有剂而用无节，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约其用，非但可以布帛为税，虽更减其税亦可也；苟务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税之不足，虽更加其税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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