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太仓岁入之储，亦不阙其恒数。图虑至熟，更无所妨，谨具扬扌上陈，惟陛下留意省察。旧制以关中王者所都，万方辐辏，人殷地狭，不足相资，加以六师糗粮，百官禄廪邦畿之税，给用不充。所以控引东方，岁运租米，冒淮湖风浪之弊，溯河渭湍险之艰，所费至多，所济盖寡。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狄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
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於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足，则缓於积食而啬用货泉。若国家理安，钱谷俱富，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适资贫人。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制矣。
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糜耗，励赡军储至使流欲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然且散有馀而备所乏，虽费何害焉？斯所谓操羡财以广漕运者也。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麦，公储委积，足给数年，田农之有，犹困谷贱。
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比於常时，米贵加倍，庶匮乏，流庸颇多。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稼穑；江、淮以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馀，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市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
顷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江、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馀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唯馀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惩元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至中涂，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复留纳填数，轮环贮运，颇亦协宜，不必每岁加般，以增不急之费。
所司但遵旧例，曾不详究源由，迩来七年，积数滋广。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旧者未尽，新者转加，岁月渐深，耗损增甚。纵绝江淮输转，且运此米入关，七八年间，计犹未尽。况江淮转输，般次不停，但恐过多，不虑有阙。今岁关中之地，百谷丰成，京尹及诸县令，频以此事为言，忧在京米粟太贱，请广和籴，以救农人。臣令计料所籴多少，皆云可至百馀万石。又令量定所籴估价，通计诸县贵贱，并雇船车般至太仓，谷价约四十有馀，米价约七十以下。
此则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
臣窃虑运务若停，则舟船无用，舟船无用，则坏烂莫修，傥遇凶灾，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夫立法裁规，久必生弊，经略之念，始虑贵周。不以积习害机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贵功於当代，不流患於他时，虑远防微，是其均济。臣今所献，庶近於斯。减所运之数，以实边储，存转运之务，以备时要，其於详审，必免贻忧。旧例从江淮诸道运米一百一十万石至河阴，来年请停八十万石。运三十万石，旧例从河阴运米七十万石至太原仓，来年请停五十万石，运二十万石。
旧例从太原仓运米四十万石至东渭桥，来年请停二十万石，运二十万石。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石，请委转运使於遭水州县，每斗八十价出粜，计以糙米与细米分数相接之外，每斗犹减时价五十文，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贯文，节级所减运脚，计得六十九万贯。都合得钱一百三十三万贯。数内请支二十万贯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内及东渭桥开场和籴米二十万石，每斗与钱一百文，计加时估价三十已上，用利农人。其米便送东渭桥及太原仓收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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