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竟为邪臣所胜，汉元帝不能辨，而终任用邪臣，汉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听其言能数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虽任之，杂以邪佞之臣，则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难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类进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则功德成。
○疏屏奸佞
臣闻孔子远佞人，言不可以共为国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於利己，贪富贵，固荣宠而已矣。必好甘言谄辞，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贵，因而贤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则献蓄聚敛剥之计，主好声色，则开妖艳郑卫之路，主好神仙，则通烧炼变化之术，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顺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悦其不违於己，因而亲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闻也。若事失怨生而不闻，其危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
然则虽尧舜为君，稷契为臣，而杂之以奸邪之人，则太平必不可兴，而危事潜生矣。所谓奸邪之臣者，荣夷公、费无极、太宰、王子兰、王凤、张禹、许敬宗、杨再思、李义府、李林甫、卢杞、裴延龄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则亡国，小则坏法度而乱生矣。今之语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尧舜之所难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为察奸佞之人，亦有术焉。主之所欲，皆顺不违，又从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虽用稷契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
故人主之任奸佞，则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则过不闻而忠正不进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近，则视听聪明。
○疏改税法
臣以为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後可。况又督其钱使之贱卖者耶？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虽明诏屡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终无所救。然物极宜变，正当斯时，推本弊，乃钱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
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无满岁之食，况有三年之蓄乎？百姓无三年之积，而望太平之兴，亦未可也。今若诏天下，不问远近，一切令不督见钱，皆纳布帛，凡官司出纳，以布帛为准，幅广不得过一尺九寸，长不过四十尺，比两税之初，犹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轻，必乐而易输，不敢复望如建中之初矣。
行之三五年，臣必知农人渐有蓄积，虽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妇，能相保矣。若税法如旧，不速更改，虽神农後稷复生，教人耕织，勤不失时，亦不能跻於充足矣。故臣曰：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
○疏绝进献
臣以为自建中以来，税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备於前篇矣。今节度观察使之进献，必曰军府羡馀，不取於百姓。且供军及留州钱，各有定额，若非兵士阙数不填，及减刻所给，则钱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敢於百姓，将安取之哉？故有作宫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其他杂率，巧设名号，是皆夺百姓之利，亏三代之法，公托进献，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钱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贼也。今吴元济、李师道皆枭斩矣，中原无虞，而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为非是也。
若选通达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诸道，与其节度使团练使言，每道要留兵数，以备镇守，责其兵士见在实数，因使其逃亡不补，自可以每年十销一矣。告之以中原无事，蕃夷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取其衣粮，以赐边兵，而召战士，使边兵实，则蕃夷不足虑也。夫钱帛皆国家之钱帛也，家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达吏事之臣往使焉，虽其将帅之不尽诚者，亦不敢有所隐矣。今受进献，则节度使、团练使皆多方刻下为蓄聚，其自为私者三分，其所进献者一分也。
是岂非两税之外，又加税焉？百姓之所不乐其业，而父子夫妇或有不能相养矣。父子夫妇不能相养，而望太平之兴，虽妇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绝进献以宽百姓税租之重，则下不困。
○疏厚边兵
臣以为方今中原无事，其虑者蕃戎与北虏而已，议者以为边备尚虚，皆可忧矣。兵法有之曰：“不恃敌之不来，恃此之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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