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姚崇、宋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事状横於目前，理乱存於史策。夫致贤之路，历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轻待臣下，不以已能盖於凡器，折节下士，卑躬礼贤，天下贤能之人方出。是岩穴无晦迹之俦，朝廷有佐时之器矣。
○论任贤第二疏
尧舜亦以知人为难，况近代浇薄，真伪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验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无贪秽之迹，当事坚正，无阿容之私，章疏谏诤，无希望依违之苟，在左右献纳，无邪佞愉悦之辞，言必及远大，行不顾财利，如此则可谓近於贤矣。若言必谄谀，动关名利，攻人之短，不扬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观望主意，以希合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为志，为主招怨，为身图利，斯可谓之小人也。验之以行事，参之以舆议，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声相副，则当任之。
既任之，则当久之。使代天下之绩，久而化成，然後圣君垂拱而治矣。贤者行理端直，身寡党援，拔擢贤彦，则小人怨谤，杜塞邪径，则奸人构陷，制度画一，则贵戚毁伤，忠正进用，则谀佞攻击：夫用贤岂容易哉！自非圣主明君，悬鉴情伪，不使毁谤得行，疑似生隙，尽其才器，极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兴。故齐桓公任管夷吾，一则仲父，二则仲父，齐国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对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参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贤不至，则贤者不出，故喻以蜗蚓之饵，以求吞舟之鳞，设釜锺之禄，以致济代之器，不可得也。
陛下但以数事验之以言，校之以实，采之於众，任之以权，则贤不肖得矣。伏惟圣智详察。
○请授乌重允河阳节度使疏臣请案守谦密言，圣恩商量，以昭义兵马使乌重允部署军中，事不获已，须与节度使者者。臣窃以此处置，实非所宜。比者以从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致生彼邪心，致兹恶迹。今重允驱逐从史，忽领旌旄，两河闻知，必生怨望，谓陛下密以官爵，诱其将校，逐其主帅，人情虽惬，国体已伤。若以重允主兵，势须便与，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体之间，与从史何异？议者若云重胤见主权，必不受制，臣观事势，实恐不然。何者？
伏缘从史怀恶蓄奸，罔上违命，所以重允得仗义献款，以顺为名，其众遂伏。今重允若不顾宪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宁息偏辞？傥失众心，前事岂远？以此事理，必无异图。纵军中有状，请与重允，此时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辈既多，当不愿重允独得。别与一镇，少惬众心。伏望圣恩先令密谕重胤，授以河阳节度使，除元阳泽潞节度使，则人情大伏，国体得全。且重允忽自军校，授以河阳，拔於行间，恩生望外，岂於此际，更有迟回，弃义亏忠，遣福取祸，虽至愚下，亦必不然。
元阳功效素高，公望又积，泽潞接近，久亦承风，今若除授，便径入潞府，慰劳将士家口，恤其贫乏，各使安存，三军闻知，自然感悦。重允既得方镇，元阳又惬人心，如此处置，必无差误。机事可惜，实所痛心，威柄一失，岂可复得？伏望圣恩不以臣愚昧，特赐省览，断自宸虑，成此圣功。辄敢献陈，伏候圣旨。
○辨李吉甫密奏疏
伏以臣与郑，先後悬殊，不相往来。臣约其事体，必无此理。郑甚读书，颇识事体，得称佳士，素有英名，虽不知其才术如何，至於君臣大义，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相，参陛下密谋，便敢泄之於奸臣，虽术同犬彘，性如枭獍，亦不至此。况颇知古今，洞识名节。事出万端，情有难测。莫不同列有不便之势，专权有忌前之心，造为此辞，冀其去位，若不过陈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赐详熟，无令人言陛下惑於谗佞也。
○辨裴武疏
右，裴武甚谙练时事，往陷在河中李怀光贼中，事迹可称，今所衔命，不合绝有乖错。大抵贼多变诈，难得实情。以臣愚虑思度，王承宗恐国家必有征讨，请割德、棣两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贵，求安之计，必是此心。然邻道魏博、东平、范阳，与王承宗势同事等，恐他时亦为朝廷所割。必是为邻道所构，兼以利害鼓动，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寻访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时意，便且奏来，後必恐邻境胁制诱动，遂有後变，计裴武不敢不尽其心。
今陛下择裴武使凶逆悖乱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贬责，臣恐今後奉使贼中，无复得诚实。其後奉使者皆以武为诫，依阿可否之间，必曰“其言及表章则如此，之深心则臣不可保，不可显言是非，陈列事状”。若朝廷不得实状，别处置或有乖错，非国家所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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