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缘各人秉赋不同，机缘各异，造诣遂分。即以近人而论，短命之学人，无如刘师培，成就岂不伟显？再以胡适之而论，今虽健在，而其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诽议自当别论，此亦在三十左右所成稿者，皆不可谓非早成也。师曰：余与刘胡，皆略有交往。尝与适之同席，我戏之曰：君提倡白话文，尚不彻底。适之愕然，问从何见之？余曰：若论彻底，君当改姓名为“那里去”，不当用胡适、胡适之也。一座为之莞尔。师又曰：尝闻人言，师培、适之著述，皆是其家传遣稿，彼二人真所谓是干父之蛊者。
余对曰：果如是言，窃尚有疑焉。项城欲帝制自为，师培著《君政复古论》以鼓吹之。其笔势与他文格局全然一致，岂此时尚有存留之高文典册可资袭用乎？适之著作，舛谬固多，然多变旧法，发凡起例，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当时及后人之龋ǘ，宁能忽诸？恐非仅师承皖学者所能为也。
其时余恐犹不能证成鄙见，乃另推二学人以明之；一为俄之杜勃罗留波夫，卒年二十六。一为魏之王弼（辅嗣），卒年二十四。皆于学有大成者也。又言及数年前购得山东神童江希张之《白话四书译解》，封面为韩复榘题签，旋因寇乱失去。依稀记得其译解《四书》时，年才九岁。而此译解与坊间流行之所谓“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大不相同，盖能穿穴释道二家，自成一家之说。此神童后来不知何往，心常念之。或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诚如花之有早开早谢，迟开迟落，亦有如袁简斋诗所谓“生憎栖风梧桐树，最晚迎春最早凋”者，然而最多者，当是好花好种，因种种厄障，永无萌发之机缘也。
拉杂乱谈，遂又言“皓首穷经”者，充类而言，乃大器晚而有成，或老而始善之谓欤？第亦未必尽如是也。老而衰颓，精力不济，未许所欲从心，比比皆是，若纪河间、俞曲园，皆以年老而无复著述之雄心，惟以追录旧闻消遣岁月。纪之《阅微草堂笔记》，俞之《右台仙馆笔记》，观两书自序可知。但如蔡上翔（元凤）之《王文荆公年谱考略》，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平生著作，此为仅见。
倘无耄耋高龄，兼具非凡毅力，岂得有成哉，师因言：纪之“阅微草堂”匾额，为桂馥（未谷）所书，由吾在北平购得，原存寒柯堂，杭州陷落，未能搬出，不知将流转于何所也！言下不胜欷嘘之叹。
一日，不知谁何，奇钱基博（子泉）先生二文来。越园师读后，问衍文曰：此何人？何文章之高妙趋绝也。余告以此乃当代名家，著作极富。不仅古文独树一帜，不为桐城、阳湖所拘，即评鹭古今，亦独具只眼。惟所著《经学通志》，但罗列人名书名，较为浮泛，此或非其所长。要之，彼乃是文章家而非经学家也。师曰：何我竟未尝闻之耶？衍文对曰：公辈份较高，少小专攻书画，复又从政。虽留心文史，而交流皆耆宿及达官为多。故艺坛人物，几尽知之，于公为后进之学人文士，或未尽悉也。
余最爱钱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虽书末言《新文学》章以周树人、徐志摩为右倾受讥于新人，然大体而言，皆精纯不磨。且以周树人而论，激进如钱杏，于彼贬辞尤重，则又何必独责于钱先生。师曰：新文学健者，志摩、达夫皆吾友，但学俱有根只。达夫长兄郁华（曼陀），曾同留学日本，同在司法界任事，工诗善画，诗实胜于乃弟，今人都不知之。周树人即鲁迅乎？吾所不取，为人当厚道诚殷，为文尤不宜尖酸刻薄。而观其作，几全是绍兴师爷习气。
其时我等最崇敬且挚爱者，莫鲁迅先生若，遂喋喋与辩，而师仍不以为然，谓此乃衰世之文也，焉得张皇鼓吹而尊之！衍文知此实亦章实斋之坠绪，绿公最重实斋，甫到馆时，即以《章氏遗书》命读，须一字不遗，不得随意翻检，疏忽跳过也。因另换一题而言曰：太炎先生极重刘申叔经学，而于《国学演讲录》中，却不以其文为工；林纡（畏庐）痛詈太炎，则缘于报复之意气，真能持平而论者，其唯子泉先生乎。《现代中国文学史》谓“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权衡褒贬，最为精确至当。
师曰：文章总当推梁任公为第一。衍文对曰：任公文唯以才情放纵为能耳，多用排比，莽莽滔滔，直泻而下，下笔几难自休，而于含蓄收敛之余韵微缺焉。学术之文，美矣盛矣，惜驳杂不纯，舛讹常见。师曰：汝知任公何以下笔乎？吾尝居其天津寓近。任公好雀战，能连续数天不眠。外有约稿，即以题交其侄廷灿，廷灿即在书房为其搜集有关参考资料，签发意见，置于案头。任公雀战毕，即到书房略事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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